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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化，陷阱还是动力 摘要：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时期。重化工业将主导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本文指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重化工业大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技术等相关条件。超前、盲目的重工业化将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就业问题恶化和贫富分化加剧。中国实现工业化应该开拓新思路，理性选择发展重工业的时机，切实加强技术和组织创新，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关键词：重化工业； 陷阱； 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时期。重化工业将主导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不少地方政府在增加财税、彰显“政绩”的利益驱动下，超前、超自身能力投入大量资源大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化的热潮初现端倪。笔者认为，“重化工业论”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重工业大发展的经济、社会与技术条件。盲目、片面地追求重工业化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危险。 一、缘起：重化工业论及其理论渊源 重化工业为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被人们称为国民经济的“脊梁”。1999年，我国的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出1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时，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快3.5个百分点，2003年又升至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重工业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0年的59.1%，2003年更是达到了64.3%，几乎接近了1960年的记录（66.6%）。此外，2003年1—11月份，石油、汽车、电力、冶金、电子、化工等六大重化工业行业实现利润3914亿元，占整个工业利润总额的54%，这六大行业共新增利润1281亿元，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7.3%[1]。针对近几年来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势头，有人惊呼：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追溯“重化工业论”的理论渊源：一是霍夫曼的“轻重工业转换定理”。他以消费品工业（轻工业）产值与资本品工业（重工业）产值的比例（霍夫曼系数）为依据把工业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轻重工业产值比重此消彼长，重工业比重逐渐占据上风；二是H·钱纳里的“经济结构转换模型”。他以人均GDP为参照指标，将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分为三大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阶段。而工业化阶段又进一步细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其工业化各阶段中的中、高级阶段就是重化工业大发展时期；三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六个成长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就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而除“传统社会”以外的后五个阶段，就是一般所指的工业化进程诸阶段；四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为了能够使再生产持续进行并不断地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必须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2]489页。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也认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3]71页 以上四种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经济内部结构变迁的过程。部分学者正是基于这四种理论而提出“重化工业论”的。 二、解构：重化工业论的误区 笔者认为，基于霍夫曼定理等经济学理论而导出当下中国的“重化工业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从理论上看：1.霍夫曼、马克思和罗斯托等人的理论是对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之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当下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所处时代不同，国情也不同。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一定适合中国吗？ 2.如果说重工业化阶段是工业化过程中无法绕过的“坎”，那么，这个“坎”是否在当下中国就非得跨过？等条件成熟时再跨过这个“坎”不行吗?(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并不是怀疑霍夫曼等人的理论在特定范围具有特定程度的真理性。而只是怀疑由此引申出的“重化工业论”在当下中国是否“服水土”。) 从实际上看，我国目前也尚不具备重工业大发展的相关条件。 （一）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经济基础 重工业是一个规模庞大、资金密集、技术要求高、能源消耗多的工业部门。若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发展重工业无异于空中楼阁。而证据表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重工业的大发展。 1.中国的“三农”问题依然严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农业的发展与发达进度直接关系到工业化的进程。毛泽东在50年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如果是真想（发展重工业），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4]25页”。当代中国的工业化更是离不开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的解决。而目前，我国乡村依旧贫困落后，许多地方仍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农村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发展缓慢。据统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量之比在20世纪80年代为1.8：1，到2001年上升为2.9：1，2002年上升至3.1：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这比例将达到6：1，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而且，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日益下降，1997年为4.6%，1999年降至2.1，2003年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1158元，同比增长2.5%，增速下降了3.4个百分点[5]111页。此外，自2000年以来，中国粮食已连续4年出现产不足需的局面，而且缺口逐年扩大，2003年粮食产需缺口更是高达1000亿斤[5]102页。面对这些数据，笔者不禁要问，“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适合当下中国吗？ 2.中国的资本资源仍然相对紧缺。 如前所述，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丰富的资本资源是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之一。而我国的资本资源仍然比较紧缺。虽然2003年我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103599.5亿元，比2002年增长19.2%，并连续三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5]322页；2003年上半年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也增长了34.3%，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增长了40.3%[5]15页，但这些资本资源仍然无法满足中国这一巨型经济体的资本需求。尤其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投资不足现象依然严重。此外，由于投资环境问题、能源短缺问题等原因，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增长速度存在逐渐减缓的危险。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200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338.8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99。增速已经较去年上半年的14.5%有所放缓[6]。很难设想，在资本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大力发展重工业。 另有学者认为，国际产业特别是资本品制造业开始较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将为我国重工业发展提供支持。对此，笔者有两个担心：①外商大量投资我国的重工业，其根本动机是赚取利润。在当前我国工业技术仍然落后、知识产权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其最终结果很可能如厉以宁所说：“……外资使用了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消耗了中国的能源，最后赚取利润离开[7]。” ②重工业关乎国计民生，是建立一国独立的工业基础和工业体系的关键。而大量外资涌入我国的重工业部门，势必影响我国整个工业体系的独立性和抗风险能力。 （二）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社会基础 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 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的城市化将为重工业的大发展提供空间聚集条件。重工业的大发展反过来又将为城市化提供产业支撑。而据笔者所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为40%（甚至可能更低），大大低于多数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时约60%的水平，甚至比同等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约15个百分点。即使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每年保持在1%-1.5%的高速度上，也要过20年左右才能达到西方工业化中期时的城市化水平[8]。而且，在农业人口庞大、城镇就业岗位紧缺、城市扩散效应较弱的形势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步履维艰。失业人口再就业难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这“两难”问题将长期困扰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由此，在当下中国，就业率与城市化水平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如下图所示）。 需要解释的是，在当下中国，就业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只是相关关系，而非必然因果关系。但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提高就业水平（包括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如发展服务业、兴建小城镇等等），将会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包括在曲线Ⅰ1上的移动及由曲线Ⅰ1向曲线Ⅰ2的移动）。所以，吸纳劳动能力较低的重工业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不会有明显的效果。而这反过来又会制约我国重工业的发展。 2.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我国的失业人口群体庞大，就业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如果要大力发展吸收劳动力能力较弱的重工业，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化程度低、覆盖面小；保障基金多头管理；体制分散；基金没有“专款专用”且浪费严重；保障水平较低；尤其农村的社会保障非常薄弱。这些问题导致失业、危难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再加上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流动加快等等原因，社会不稳定因素（如犯罪、自杀等）发生的频率上升趋势日益明显。试想，一个面临“断裂”危险的社会承受得住重工业的大发展吗？ （三）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能源与技术支撑 1.中国重化工业的能源之忧 中国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在能源储备上，我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石油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仅为2.6吨，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3.5吨。自1993年开始，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而且进口数量在逐年增加[9]。重工业的大发展将消耗巨量的能源。据统计，目前我国重工业单位产值能耗约为轻工业的4倍。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而这一GDP的实现消耗了2.6亿吨钢，约占世界的25%；消耗了近17亿吨煤，占世界的30%；耗用8.2亿吨水泥，约占世界的50%；消耗了2.5亿吨石油、1.89万亿度电。单位能耗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3.4倍[10]。据此，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中国带来能源危机恐怕不是危言耸听。 2.中国重化工业的技术之忧 重工业大多数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技术进步有很强的依赖性。近十几年来，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全世界蓬勃展开。我国整体科技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我国在许多的科技领域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也较长。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在2000年又下降3位，名列第28位[11]。此外，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还存在规模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能与世界跨国公司相抗衡并不断促进产业升级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等一系列问题。技术出创新的滞后使我国重工业的发展长期陷于低效率、高能耗、高浪费的粗放型增长状态。若不加强技术研发，一味拼规模、拼资源，必将加重我国的能源压力。 三、警惕：重化工业论的陷阱 罗默和卢卡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内生的增长过程。他们用内生因素来解释长期增长率，提出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等）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同时，它们对政策又比较敏感，受着政策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未得到根本转变。又由于在财政体制、官员考核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发展重工业，大搞“政绩工程”。所以，目前中国出现的重工业热潮，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内生结果（即不是经济体内部各因素积累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这种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重工业化，将会导致许多严重问题，把中国经济引入陷阱之中

求论文《结合当今经济形势，中国制造如何走出困境》4000，

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来临，知识创新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从长远的观点看，R&D投入对于提高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至关重要。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的R&D投入从资金规模和占GNP的比例上都维持有一定的规模。但其中有两个特色：一：政府在研究与开放投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二：经济界对应用研究的投资越来越多。

尽管政府在整个研究与开放投资中的比例不断减少，但总量上却仍是增加的。企业界的参与表明，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对参加基础研究的企业有利。由于与美法英等国相比，德国政府在军用投资上的比例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资更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德国在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上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德国政府和企业界仍然需要迎接未来的挑战。

面对的困境

许多德国人把20世纪70年代看成是德国工业发展的高峰。“德国制造”不光只是非常好的产品的标志，而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业体系的象征。作为一个相当成功的模式，德国工业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德国在制造工程、动力工程和化学工业方面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德国产品的需求是如此之旺盛，以致许多制造商都感到劳工短缺，不得不引入客籍劳工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的需要。

然而，到了80年代，情况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德国的工业似乎逐渐丧失了竞争力。美国的汽车市场的行情变化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德国汽车逐渐为日本汽车所取代。在其它工业领域，德国人也发现其竞争实力越来越受到挑战。竞争对手在产品质量、产品设计、原料花费、售后服务等方面一点都不输于自己。有些德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认为德国的工业失去了竞争力。[1]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德国工业走下陡路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基本特征方面，却有相同的见解。归纳出以下几点。现在将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相比于其它几个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德国的劳工太贵。如果以当时美元与马克的汇率计算，1996年一个德国工人每小时所得为3l.87美元，日本为20.84美元，而美国仅为l7.70美元，我国的台湾地区为5.82 美元。[2] 雇主付给德国工人小时工资太高，当然，由于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是相联在一起的，德国工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这么高。更重要地是，德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几个发达国家中已降到了最低点。德国企业家抱怨，高小时工资加上超短的周工作时间，使得德国企业在与对手竞争时如同带着两副手铐。难怪最近德国国内有人提出每周工作50小时，以减少失业，增加竞争的倡议。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德国的企业不灵活。德国企业在从发明到应用过程中显得太慢。[3]其理由认为德国的公司结构不够灵活，不适于目前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他们的发明周期过长，在将发明推向市场时又不及时，当然没法与快捷的竞争对手相比。比如，目前在移动通信市场方面，德国的西门子从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芬兰的诺基亚和美国的摩托罗拉。

第三，认为德国过于繁琐的法律、法规影响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当德国企业和商人在国外投资和办厂时，他们受到较少法律上的约束，而在国内却不得不与一个严密的规则网打交道。规则的泥潭使得德国企业家少有新的想法。由德国研究机构发明出和很有希望的创新很少有机会由德国企业商业化。缺乏创新的产品也是德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第四，认为德国企业太强调技术层面，因而忽视了雇主的偏好。从文化上讲，德国的管理人员有很强的工程取向。他们本人也是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设计的过程中，德国的工程师都倾向于追求最完美和最先进的概念。人们认为，在技术开发过程中，这些特性导致了“以技术为中心”的想法，但这并不为消费者所偏好，消费者所喜欢的是实用并易于使用且花费相对较少的产品。与德国企业相反，外国的竞争者把技术仅仅看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第五，认为德国的工会具有过大的权力和影响，按照共同参与的法律权力，它们有对企业发展发表意见的权力。因此，德国的雇主们常常要与工会妥协。而这个结果却是与市场的灵活性规则相违背的。因此认为德国的企业在适应市场的变化方面不够灵活。

第六、德国的创新地点太过于集中。尽管联邦德国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性的（soziale）的国度，但它的工地区差异还是相当大。比如，德国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主要分布在下述八个地方：慕尼黑(12%)、斯图加特(12%)、黑森州南部(9%)、莱因－内卡河地区(6%)、柏林(4%)、杜塞尔多夫(4%)、Braunschweig (3%)以及科隆(3%)等。这些地区的R&D费用占全德国的53%。东部德国尽管正在复苏，但在研发方面与西部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这在发达国家里还不是最糟糕的。比如，仅维也纳就占整个奥地利R&D的52％。但消除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4]

最后，范围广泛的环保主张，也被认为对经济竞争力不利。德国人公众论对环境退化、再循环和自然保护过于关心，企业必须尊重公众的态度和环境规则与要求。据说工业界认为这些压力进一步增加了费用，送减少了德国产品的竞争能力。

德国居高不小的失业率又反过来对其竞争力产生影响。到了90年代后期，德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400万，失业率高达11％。尽管与意大利和法国相比，德国的失业率也不算太高，但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荷兰相比，还是高出许多。而且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都不高，民众的购买欲望不高。尽管银行利率较低，德国公司还是不太愿意在国内投资。大部分德东地区（原民主德国）经济萧条，原来所谓统一之后，迅速繁荣的诺言成了谎言。德国马克也一再降值。联邦政府当时面临着低效率的平均主义，权利相当集中化，地位分配政治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消除政治性的资格指派的后果，提高纵向流动性，弥补第三产业化的空白，消灭人浮于事，重建有能力的中产阶级，消除迁徙压力成了非常紧迫的结构调整问题。因而，还没的有时间来谈发展。

但是，上述对德国竞争力的解释，并不是完全能站住脚。也有大量相反的证据来反驳上述论点。比如，尽管德国的劳动力非常昂贵，德国的生产力仍然很高，出口产品的单位工资最终花费（final wage costs per unit of output）在国际上仍有竞争力。德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仍创新高。 人均出口额比美国高两倍。比日本高1/3。不可否认，德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5]。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德国的一些大公司，比如拜尔、H?chst、BASF、达姆勒-奔驰（Daimler-Benz）和大众汽车公司都在结构上做了调整，恢复赢利。一种以赢利为导向的管理态度在大企业中出现。股票市场对这种态度也做出了正面回应，从长远走向看，这种态度带动了德国股市走向新高。

尽管失业人口的比重还没有降下来，而且仇外和排外的事件时有所闻，但德国的整个社会体系还是运转良好。教育和福利体系还保持着。

之所以出现上述相互矛盾的解释，是因为有些研究基于少数的例证，因而很容易找出相反的例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德国的核心制造业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如何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德国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工业结构已经重新开始调整，要么合并，规模增加，要么减少冗员。许多德国企业扩大了在海外的生产。另外，留在德国的制造业也开始采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概念来提高生产率、改进质量，增加灵活性。但并不是所有德国的企业都做到了这一点，步调不一致。

未来的挑战

我们今天已处于21世纪的开端。目前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全球化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各国政府也都积极地寻找对策，来适应所带来的变化。作为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技术政策，也应得到相应的调整。作为工业企业，也要有相应的战略对应。全球化的赢家，只能是那些对此作好准备的国家或地区或公司。它们具有竞争实力，对外开放，成为信息、交流和知识应用的中心。未来的国家创新政策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不只是鼓励单个企业的创新突破，而且应建立支撑这种突破的创新网络。

前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提出了与国际化和全球化有关的五个问题[6]

1. 增加区域竞争力的可视性

2. 融合研究与应用

3. 支持并促进商业启动

鼓励新的商业和支持中小型企业非常重要。OECD发现，在OECD成员国中，5%的中小型企业创造了几乎70%的新的工作。风险资本的投资在1996至1998年间上升了240%。这一趋势还在上升。生物技术公司从1995年到1996年从75家上升到150家，1997年又上升到300家以上。5.65亿德国马克的私人风险投资已投到“生物区”(BioRegio)。

4. 扩展德国的教育和创新体系

德国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历史的挑战[7]。许多学校已严重超员，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政府必须不断向高校投钱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转。但这对于国家和地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高校的结构如不做出结构上的改变，将很难继续生存[8]。许多获得教授资格的人也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这对德国的研究教育体制是一莫大的讽刺。[9] 另外，许多外国学生进入美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大学学习深造，就是对德国大学教学和研究质量的反讽。如何提高外国学生的人数在德国大学中的比例也是对全球化的回答。为此，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发起了一个领航计划，主要对象是面向外国学生，以英语教学，从97/98冬季学期先开设13门课程。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与MIT签订了相互交换学生的计划，以及一系列旨在增加德国大学吸收力的措施。

5. 架设国际桥梁

德国国内研究的国际化，比如，马普学会在Njmwegen设立了心理语言研究所。与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进行合作研究。夫琅和费协会在美国建立了激光技术、产品工程、材料研究、医学技术和计算机制图的研究中心。在马来西亚建立了高级软件开发中心。正是这些在国外的研究基地的建立，使得德国的企业容易地在当地找到合作伙伴。1997年从美国得到的研究合约为一千一百万美元。另外，夫琅和费协会还加强了在亚洲的活动。在中国建立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办事处[10]。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鼓励外国政府在德国建立研究机构。比如韩国就在萨尔州建立了一个环境技术研究所。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相应地修改了资助规则。

他指出，“我们必须积极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社会的团结这一基本的理念必须保持，而同时整个社会系统必须导向未来。”

我们从经济上讲，究竟有从全球化中得到何种好处？我们是否值得这么做？全球化从未来来说，是否是可行的，可持续的？还是会食品或能源供应的瓶颈的限制？[11] 面对社会结构的加速调整，如何保持社会的凝聚力？穷国是否会被推向国际经济整合的边缘？

国内政策如何与国际政策协调？因为全球经济不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类发展也影响了教育与研究。目前对研究的定义也有修改的必要。以前人们区分了纯基础研究、基于应用的基础研究和基于生产的研究这三种研究类型。但这种区分已不适合于今天。 这三种研究类型之间有一个动态的关系，它们形成了动态的研究三角形。当经济全球化，研究三角形之间没有任何限制，那么未来的教育也必须打破固有的学科边界。未来的学术与研究，应该是受问题驱动的跨学科的研究。

创新应该是在所有组织层次和所有商业领域里进行。除了产品创新外，还要在生产环节、管理实践、质量控制等各方面进行。

在德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服务领域里提出的挑战。这个认识上的盲点已给德国的竞争能力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改进。

德国能保持增长和生产力的成绩表明了德国研究体系作为一个创新模式的重要性。它的创新机制加速了新技术的普及与商业化。合约研究体制表明了在工业界、政府、学术界为了相互利益而互动的潜力。资源根据工业需要被有效地引导。小企业通过合作研究体系得以有机会进行合约研究。技术扩散网帮助私人企业得到各种各样的从技术概念到市场管理的创新信息。教育培训体系推进了技术创新。它把工人培养成能适应创新的技术能手。而且，工业界的声音可以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被直接和有效地体现出来。

尽管德国的研究体制有许多毛病，但它在促进创新方面至今仍被认为是强有力的。然而，它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德国不能再依靠传统制造业来谋求经济发展，除非它能转移相当一部分注意力和资源到新的能应用到工业的方方面面的交叉技术上来。传统的制造业应辅以放在关键技术上的更多注意力，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增长水平。德国必须对研究政策做相应的调整，才能继续保持在工业竞争力方面的领先水平。[12]

近年来，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对相对僵化的研究体制进行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创造竞争氛围，让最具创新性的思想和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的资助，以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德国人并没有沉浸在自己过去的辉煌之中。作为一个“过份自觉”的民族[13]，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教育体系在为人类的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关日本企业管理或是日本制造的论文

你自己再稍微改改，目前大概三千四的样子。

面临困境，中国制造业如何突围？专家们给出的答案是：不仅要在“制造”上花力气，还要在“服务”上动脑筋。许多中外经典案例都说明，“制造服务业”是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一环。

制造服务业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卢秉恒教授的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了7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又占服务业的70%。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占发达国家GDP的一半左右。全球500强企业中，从事服务行业的有281家，占500强的56%。全球跨国制造企业中，服务收入比例超过25%，两成制造企业的服务收入超过总收入的50%。

而在我国，2007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4%，但占GDP比重仅为40%。其中，制造服务业在服务业中所占比例也不高。根据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裴长洪的估算，在我国，金融与保险、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只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20%左右。

今年中国制造业的内部环境并不比往年差，“十二五”规划的许多细则陆续出台，本应带来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但是在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这一系列利好政策并没有激起大的浪花。前几年，中国制造业也面临许多困难，主要还是基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下，淘汰落后产能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国际出口形势基本上并不像今年这样突然和集中。而欧美推出的“外资企业回流”政策，也在信心上让一些企业加大了恐惧感。

今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外资企业的撤离。很多人问是中国投资环境恶化造成的，还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才向其他国家转移？或者还有做空“中国制造业”的阴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相继提出“重回制造业时代”的口号，主要是基于欧美国家制造业在国内的比重大幅下降，大批制造业企业把工厂和研发基地纷纷建在海外，导致大量产业工人失去工作，与制造业相配套产业的业务量也大幅减少，“制造业空心化”趋势明显。

2011年6月，美国正式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同年12月12日，白宫宣布成立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美国制造业雇员从1979年最高峰的1960万人一路下跌，目前就业人数也只有1200万左右。就业作为西方衡量经济景气指数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标，如何通过“制造业回流”，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其次是增加财政税收。

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转而高度重视制造业的发展，不仅仅为了选票，更为重要的还是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过去的“去工业化”看来是个失败的决策。要想减少失业率，增加税收，稳定经济，增强核心竞争力，还是离不开制造业。

对于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当前还只是个例，并不是普遍现象，将来也不会大范围发生。主要存在三种情况：一是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后，利润摊薄，转向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劳动力成本更为低的国家，如：耐克鞋已经陆续将晋江等地的三家工厂迁出中国。阿迪达斯年内将关闭位于苏州的直属工厂，而迁往缅甸。

目前来看，东南亚国家的劳工成本仅仅相当于今天中国工人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而中国的劳工成本又是欧美的十分之一左右。

第二种情况则是美国为了实施“重回制造业时代”，在税收、外贸以及投资等政策方面向制造业倾斜，吸引大企业回流，某种时候也是政治的需要。首先是税收优惠。其次是扩大出口，美国进出口银行启动了为规模较小的出口企业提供信贷扶持的政策；第三是增加投入，政府拨款10亿美元设立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加强高等工科类院校和制造企业之间的产学研有机结合。美国政府2013 财年预算方案加大了对制造业研发和贸易促进机构的拨款力度。目前，福特汽车公司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星巴克也把它的陶瓷杯制造，从中国撤回美国中西部。佳顿、卡特彼勒等企业纷纷将部分产品从中国多家代工工厂撤回本土生产。

综合来看，回流的企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低技术、低科技含量的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后，无法在中国继续生存，不得不向东盟等劳动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转移，如鞋类、塑料制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种情况则是具有较强科技含量，但是在中国同行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竞争力显著下降，在美国激励政策的作用下，特别是在这些大企业后面所支持的政党的执政需求下，不得不回流美国，如卡特彼勒、GE等企业。

外资企业的个别撤离并不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开始恶化，我们不可避免是，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过去在中国很容易挣钱的方式将遭遇空前挑战。

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总是相伴在一起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欧美经济的衰落注定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将会发生新的变化，传统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空前的危机，那就是如何来稳固自身地位，如何来迎接新的挑战。结构性矛盾和问题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当然，这种自然更替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拖累了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也使美国自身的经济遭受重创，当然，美国具有全球最顶尖的人才和创新氛围，相信美国的衰退是相比较过去而言，经济的增速放缓，国际地位不可避免地相应下降。而美国民主制度的博弈，也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凡是执政党主张的政策，在野党就一律反对的做法，形成了公然的对抗和严重的资源浪费与内斗，将严重削弱行政效率。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将欧洲经济拖入谷底，暴露出欧洲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已经非常突出。现在，欧洲产业在面对市场不景气，金融环境恶化的现实状况下，不得不加速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将导致欧洲产业空心化，因此，欧洲将长期陷入衰退。

由于欧盟内部27个成员国之间巨大的差异，欧盟还在不断东扩，糟糕的经济将迫使欧盟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面临解体的风险。由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动了经济异军突起，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全球产业继续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移。逐利是任何企业的本质，我们不可避免地看到任何跨国公司将逐渐集中在购买力最强盛的地方。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核心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巨大的市场空间。而新一轮产业转移，将迫使跨国公司拿出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否则将缺乏竞争优势。

中国制造业今天面临的困难和压力，表面上看是外部环境的恶化造成的，其实，揭示的是中国制造业自身实力的不足，只是在外部环境的推动下，提早暴露而已。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很多基础性的东西还需要补上。尤其是支撑制造业快速发展的高端性、国际性的创新人才还十分欠缺，我们的创新氛围还有待提高，我们还没有掌握过多的行业规则制定权，我们还需要继续补课。

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制造业唯有扎实推进“科技创新战略”，进一步夯实我们的基础，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才有利于提高我们工业化的质量和水平。

现在，很多专家都在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甚至有美国学者指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将掉队，欧美将重新主导全球经济发展。而他的理由则是，欧洲和美国十分重视绿色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运用，而中国在这个方面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中国制造业严重依赖传统能源。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一次彻底的能源革命。

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大体是正确的，首先中国的发展方式需要彻底的变革，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过渡，今天中国制造业的内外交困无疑就是阵痛期的体现；其次，中国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能效仅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而核心则是中国的技术还相对落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那么，中国制造业出路何在？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一是要坚持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大力推动自主创新，扶持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转变观念，构建可持续的绿色工业体系；二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投融资制度改革，与国际接轨，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商业环境，吸引全球的优势企业向中国转移；第三是进一步扩大内需，减少和避免过度依赖出口。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非常复杂，对中国制造业来讲，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探析日本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文化理念吉林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金艳红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高万东摘 要：日本的企业经营理念即是日本企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同时作为管理学的成果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它与日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日本的企业文化，已经成为日本现代企业的一个显著标志。本文分析日本企业经营理念中重视质量与诚信、学习与创新、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等特点，及其对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我国实际状况探讨如何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关键词：经营理念 日本企业文化 诚信 创新意识 忧患意识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00(2010)09(b)-074-02 日本企业将现代化的企业组织管理植根于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将东方温情的灵性“软件”与西方机械的理性“硬件”最佳配置，形成了一种宽严并济、刚柔兼备的管理文化。日本重视企业管理中的文化建设，重视对员工灌输企业的经营理念，重视科学管理，特别是注重文化与管理的嫁接。 1 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和”与“忠” “和”是日本企业管理中的行动指南，它是日本高效能团队精神的基础。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员工具有较强的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日本的企业管理者也特别重视这种意识的培养。在日本，虽然公司的工作压力很大，但仍有很多的饮酒会、恳谈会，不仅人人都会积极参加，而且每个人都很注意将自己融入集体中。他们把这种团队精神也渗透到企业文化和管理方法上。另外日本企业重视员工的忠诚，传统的“三大支柱”也是这一文化的体现。虽有人提出“三大支柱”使日本企业老化，但即使是今天，日本社会中仍有很多大手公司将不主动裁员作为一个基本准则。很多日本人现在也仍然认为“终身雇佣制”使职工对企业产生忠诚意识，使日本企业拥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忠心耿耿的职工队伍。同时，职工在同一企业内长期就职，使管理者十分熟悉职工的情况，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在日本，评价员工的首要标准是对企业的忠诚度，甚至超过个人能力。中国企业界的精英们热衷于在个人简历里堆砌不同公司的经历，似乎职业经历越丰富个人能力就越强，在日本这却是职业生涯大忌。跳槽不是不可以，但在下一次应聘时一定要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在日本企业家眼中，一个对以前公司弃若敝履的人，绝对不值得信赖。 2 在经营理念中的“诚”文化日本企业一向重视诚信的经营理念，强调通过优良的产品、周到的服务来回报和服务社会，从而赢得好评，延续企业的生命。他们往往用厂歌、厂训等方式来表现这种经营理念，并时时刻刻向员工灌输，使之成为座右铭。在日本企业见学、考察，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产品质量一丝不苟的态度。为了确保产品质量万无一失，工厂不惜重金购置多重检测设备，层层检控，每个工序都有工人层层检查把关，即使是简单的日用品的生产，标准之严格使人感到似乎是在生产一种高精密仪器。松下有一句名言：“客户是我的亲家”，把每天所经营的商品看做是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女儿，女儿的婆家就是顾客。由此可见，日本企业格外注重客户的利益，对服务质量要求很高。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虽然日本对质量问题处理得非常严格，近年来还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商品召回事件。有学者指出日本制造质量下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日本这一代的国内制造业从业者。他们认为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上一代日本制造业从业者的确是真正的精英和创业者，是他们创造了“日本制造”的质量神话，而新一代日本制造业从业者已远不如上一代那么兢兢业业。此外，也有一些人把责任推到美国式的管理方法上，包括中止传统的“终生雇佣制”。富士通就宣布不采用根据职工表现来定薪的制度，理由就是这种做法伤害了士气与团队合作精神。 3 日本企业的忧患意识与节约之道日本企业对忧患意识的渲染、灌输由来已久，有人说这是长期的自然条件形成的国民性格。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经常向国民提出日本存在的危机，诸如资源匮乏论、生存危机论等，以激励国民奋发图强不甘落后的忧患意识。日本的忧患意识中存在不必要的过度抑郁及排外情结，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日本在“崛起”以及经济发展“好景气”时，往往少见热火朝天的宣传和大张旗鼓的自我颂扬，反而是愈加冷静、谨慎的自省与忧患，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日本企业非常重视资源的重复循环使用，积极实行废料垃圾的分类回收和再利用。如NEC电器公司要求配套产品供应商按便于再利用的方式设计产品包装，同时在生产过程中科学计量、精确地进行能源分配。日本的汽车产品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就在于它的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低，这不能不说也是日本民族的这种固有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入21世纪，资源问题成为世界性的课题，这一方面没有被日本企业家遗漏。很多大公司在产品节能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虽然投入增加了生产成本，但从长远看这也是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和软实力的增长。纸张是印刷过程中最大的废料之一，每天所浪费的实在太多，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最有效的是废纸回收。在日本，有一所专门回收废纸进行再生的公司，分别由须田商店株式会社、大和板纸株式会社及大三兴业株式会社三所公司所组成。起初促使它们合作的原因是它们有一致的理念，认为若能过把产生的废料再生，用于本身的行业上，环保之余，更能节省成本。 4 学习精神与“复合创新战略” 日本优秀企业所采取的创新战略既不是纯粹的“自主创新战略”，也不是纯粹的“模拟创新战略”，而是一种“ 复合创新战略”。日本是发明大国，日本人的学习欲望强烈似乎也与他们的忧患感有关。他们常讲：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缺乏，唯有靠人的头脑和双手去谋生。因此，只有比别人做得更好、更新的产品才能卖得出去。” 日本创新研究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美国，达到3%左右， 74 《中国商贸》 CHINA BUSINESS&TRADE Management 经管空间往往是欧美企业研制出新技术不久，日本企业就用巨资购买，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消化吸收，而且其产品无论在品质还是价格上往往都优于欧美的竞争对手。这也说明了日本人创新的一个态度：对于任何一个产品，一定要挖掘出其最大价值，在某一个领域中，不成为该领域最优秀的企业誓不罢休。虽然发明的原创未必在日本，但是日本人最后会将其不断改进完善，进而开拓市场。 5 强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与西方企业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奋斗目标不同，日本企业文化蕴涵着强调追求经济效益和报效国家的双重价值目标。松下幸之助早在1932年就提出了“企业人一定要尽企业人的本分，为提高社会生活的品质和追求世界文化的繁荣而奋斗”的企业使命。松下公司员工每天上下班前全体肃立，放声背诵“松下精神” —— 产业报国，光明正大。正是由于长期以来一些杰出的企业家的积极倡导和实践，形成了日本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为日本跻身世界经济强国奠定了基础。日本大公司都与政府的扶持有关，其员工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认为公司是社会的一部分，强调企业对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所负的责任。这种产业报国的理念也促使企业走内涵式、科技型、节能型的高效低耗的发展之路，而不是追求低效高耗的外延式发展，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和社会利益。松下在2003年就实现了电器产品无氟化目标，这既是为了实现联合国提出保护臭氧层的目标，也是为了更早占领未来市场。日本企业开发出很多环保产品。日本企业已经掌握了从回收塑料瓶中提取树脂的技术，使作为饮用容器的塑料瓶得以再利用。 目前，为了解决钢材供应日趋紧张的问题，日本企业开始计划用木材来建造高层大厦。木质大厦能够减少环境负担，加工、组装乃至将来的拆迁都比使用混凝土简单，且整个过程没有二氧化碳的排放，拆除后的木材还可以再利用。丰田汽车公司工厂污水处理池的最终排放环节竟然被当作一个养鱼池，里面养了很多漂亮的鲤鱼。随着能源资源和环境矛盾的日益突出，解决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问题，是今后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6 加强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考 (1)相对于日本而言，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大中国”，但我们过去片面宣传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模式搞了多年，使企业养成了吃大锅饭的思想。特别是养成了使用资源的大手大脚习惯，缺乏忧患意识。30多年来的改革逐渐打破了大锅饭，初步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但企业忧患意识并没有真正形成。 (2)在引进和学习外国技术特别是创新方面，我们应学习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创新意识，在企业中形成学习、创新、发展的文化氛围。我国自1978年起实行改革开放，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引进国外资金，但引进的多，真正能消化吸收并从而创新的少。比如我国虽然是“手机”出口大国，但我们的“手机”的关键部位—— 机芯仍是外国造，以至于手机出口创汇多，但钱却被外国人赚了。 (3)日本企业文化倡导家族意识和团队精神，我国企业倡导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但为什么日本企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了巨大成功，而我国企业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成功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除体制方面的原因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没有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文化，没有形成把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并拧在一起的企业理念，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众志成城的企业精神。 (4)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是企业文化形成的关键。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不能仅仅把员工招聘吸引优势人才就看作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要做到“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除了人力资源的常用技术手段外，还要把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把企业文化中“最大限度地流动、消灭浪费、尊重人才”的核心内容贯输到员工的思想之中，表现在其行为上，这是企业文化形成的关键。 (5)企业内教育是企业为提高所属职工的司职能力而在企业组织进行的教育训练。理论和实践表明，企业内教育对企业文化的形成及企业的发展意义重大。但是，中国企业内教育的状况却很不如人意。企业内教育的衰弱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的不发达反过来又削弱了企业对企业内教育的各项支持，致使企业内教育愈加衰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学习和借鉴日本企业文化中的有效成分，将其有机融合在我国的企业管理中，逐渐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和我国经济的振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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